姜尚深得舜禹“九功”中三事“贵德、利用、厚生”的精髓，提出共富的仁、利生的德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以此作为一统天下的大道。太公在《六韬》提出“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到了周武王执政初期，对士农工商的德能考核，首先在其利用价值。士人的德在于是否智谋绝顶，武将之德在于是否剑法绝伦而勇敢，工匠之德在于是否按国家计划制造完备，商人之德是否货通天下，农民之德在于是有存粮用于借贷周济百姓。即《逸周书》“民生而有德、……德有五宝，……五宝有五大，……五大：一大知率谋，二大武剑勇，三大工赋事，四大商行贿，五大农假贷。”其对上层执政者所建立的“九德”体系，总结成现在的一句话就是“为人民服务”，以帮助人民实现“五大”为立德目标。说白了，周武王所建“九德”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执政根本的道德体系，而且还明确把其分为道德和不道德两个对立面，即“九德”和“九过”。《逸周书.文政》记载武王所立九德为：“一忠，二慈，三禄，四赏，五民之利，六商工受资，七祗民之死，八指天夺农，九足民之财。”历代解释这九德分别是：一、忠于下民（百姓）；二、爱护下民，三、给下民以爵禄，四、赏赐下民财货，五、兴民之利，六、使商工界得到资本，七、哀痛安抚下民的死丧，八、不影响农事季节，九、使下民财物足用。与之对应，九项不道德的做法即“九过”分别是：一、对百姓傲慢，二、处理民事粗暴，三、疏远诚信之士而接近虚华之人，四、fa令矛盾混乱，五、诛杀仁人善士，六、不加审察而杀人，七、不加思索而伤害行动，八、办事不思前想後，九、苟且偷生，不走正道，帮助坏人侵渔百姓。（原文：一视民傲，二听民暴，三远慎而近藐，四法ling混乱，五仁善是诛，六不察而好杀，七不念慎害行，八不思前后，九偷其身不路而助无渔。）仔细看这九条是否类似于红军时期我党提出“三大记录八项注意”，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以民为本便是天道，得之必然会得天下。
　　这里需要重点指明的是，周初所建《九德》中第一次加入了“忠”这一道德标准，但这个‘忠’与后世的‘忠’核心理念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忠是为君为官的要忠于是下民、百姓的意思，而不是后世儒家所推崇的“忠孝仁义礼智信”中的“忠”。自汉朝罢戳百家独尊儒术后，这个“忠”只由“忠君”之意，倡导的是臣属百姓对帝王、君王、统治者、主子的单方面的、奴才般、无条件的效忠，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西周九德里的这个‘忠’却是要求统治者对天下的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忠，而非忠于某个人的忠，这正契合《六韬》中姜子牙所论“天下”之本义！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进而又提出‘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直到东周初期，忠的涵义还是将心比心上下相互而不是单方面的忠上：《国语.周语，内史过论晋惠公必无后》中云“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则，礼也，制义庶孚，信也。”即：清除邪念是精，将心比心是忠，明确准则是礼，众人信服拥护是信。
　　周武王同时也推出了规范个人社会活动的道德标准，也是分为道德和不道德两个方面内容，即《逸周书.文政》所说的九行和九慝(te,音特，意为隐藏，把心隐藏起来，存有邪念。)个人修身持家的九种道德品行是：一仁爱，二行为施舍，三谦让，四诚信，五意志坚定，六是工作出色，七是团结同志，八智慧，九勇敢（原文九行：一仁，二行，三让，四信，五固，六治，七义，八意，九勇）。个人的九种不道德即九慝是：一，行为不善；二，不服从国家教化；三，不尊循国家法则；四，做事不用力；五，外臣交结内侍；六，幼小不学德；七，家门不通路；八，家庭不分居；九，大禁不能止（原文九慝：一不类，二不服，三不则，四□务有不功，五外有内通，六幼不观国，七闾不通径，八家不开刑，九大禁不令路径。）可见，西周建国初期所确立个人道德标准，是基于自尧舜以来的朴素的个人道德标准的，同时侧重于团队纪律建设，提倡发挥个人的利用价值的道德理念。
　　武王灭商一统天下后，特别是周公修订《周礼》的鼎盛时期，周朝对社会层面的道德规范又有了新的变化，剔除了一些急功近利的标准，回归了帝舜朴素的道德规范，即《逸周书．常训》中的“八政九德”中的九德：“忠、信、敬、刚、柔、和、固、贞、顺。"即忠实、诚信、恭敬、刚烈、柔和、和睦、坚定、忠贞、温顺。其内容则在帝舜《九德》的基础上，融入了忠和信两个新的道德规范，这里的“忠”仍是忠于百姓之忠，即便到了东周初期依然如此。据《国语.周语.内史兴论晋文公必霸》中所载，周襄王三年（公元前六百四十九年）内史兴参加册封晋文公回来后，告诉周襄王说：“且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义所以节也。忠分则均，仁行则报，信守则固，义节则度。分均无怨，……”意思是，內史兴告诉周襄王姬郑，礼仪就是用来观察忠、信、仁、义的，忠用于分配，仁是用于施行，信是用于维护，义是用于节制。公平公正的分配就会均，以仁施行才生效，以信维护才稳固，以义节制才适度。分配公正平均就会没有怨恨……。内史兴所强调的忠，就是财富分配过程中的公平公正之忠，一心为民服务之忠。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所说“分财尚中”（通忠），“忠分则均”，“分均无怨”（《国语•周语上》）。社会管理者财务分配上的公正，即是保证公平正义的首要道德，君主要做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才是“忠之属也”（《左传•庄公十年》）。即衣食住行物质财富分配的规程是公开公正的就是“忠”。对于“忠所以分也”，三国时期韦昭注云：“心忠则不偏也。”可见，发展到春秋初期“忠”体现了公正不偏的公平理念。
　　随着政权的稳固，西周进一步制定了规范家庭伦理的道德标准，这套规范也是遵循了帝舜五典九德的初衷，其内容即《逸周书.宝典解》中的“四位九德”，四位即“敬静正定”，即恭敬、安静、正直、安家，即是后世所说净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母版；九德分别是：一孝（孝顺父母长辈）、二悌（兄弟友善有序有伦理）、三慈惠（养老慈幼）、四忠恕（尽心当人忠厚处世推己及人）、五中正（中正不偏）、六恭逊（恭敬谦逊）、七宽宏（宽宏大量）、八温直（温和正直）、九兼符（明刑则守法）。同样在修身的德育要求中加入了忠恕和明刑等遵循社会体制的具体要求，如忠恕有忠诚、忠厚与宽恕之意。这是孔圣人一生行道的原则。曾参就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二字可作为孔子毕生行道的概括。这九德在《逸周书》中还可称为“八政”，即“夫妻、父子、兄弟、君臣”，显然八政是在帝舜的五典“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基础上进行了强化，加入了君臣二者相处的原则。其后逐渐演变为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即后世的五伦和八德，五伦即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包括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八德是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西周初期的“四位九德”和“八政九德”经历数代引申发展，及对君权、男权的步步加持，到了西汉时期中国的传统道德规范基本定型，正如西汉戴圣在《礼记》中说，“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自此‘忠上’的男权主义封建正统道德思想完全建立。例如，后人注脚《逸周书》说“顺言曰政”，即完全听从领导的话、家长的话叫做“政”，由此而把周朝八政理解为八从，其后又进一步强化封建法统思想，改“八政”为“四正”即：夫为妻正、父为子正、兄为弟正、君为臣正。即妻子要听丈夫的，儿子听父亲的，弟弟听兄长的，臣子听从主子的。后来更上纲上线变为四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兄为弟纲,夫为妻纲。’的道德标准，此后又去掉兄弟，便发展为解放前的三纲五常，即《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中的‘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和东汉王充《论衡.问孔》中所说的五常：‘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对女同志的道德规范更是进一步加强，从‘三纲五常’中又延伸出了‘三从四德’。三从即《仪礼.丧服.子夏传》中所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周礼.天官.九嫔》中的‘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至此舜帝时所建立的朴素的道德观念很多被抛弃了。形成了自西汉至今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
　　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派相互攻击，即便是尧舜时期的一些道德观念，只要被一派所用就会成为攻击的对象，法家《商君书》视儒家为虱害国祸：‘六虱——曰礼、乐；曰《诗》、《书》；曰修善，曰孝弟；曰诚信，曰贞廉；曰仁、义；曰非兵，曰羞战。国有十二者，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十二者成群，此谓君之治不胜其臣，官之治不胜其民，此谓六虱胜其政也。兴国不用十二者，故其国多力，而天下莫能犯也。’既然道德沦没索性就不讲道德了，其又进一步认为‘辩慧，乱之赞也；礼乐，yin佚之征也；慈仁，过之母也；任誉，奸之鼠也。八者有群，民胜其政；国无八者，政胜其民。民胜其政，国弱；政胜其民，兵强。故国有八者，上无以使守战，必削至亡。国无八者，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周初所建的道德规范至战国后期有很多被彻底抛弃了，存下来的也是有概念无行动，实际已经土崩瓦解了，继而整个社会道德沦没有德而不行，而恢复公众的道德水平则更为艰难，所以孔夫子同志在《论语》中感叹道：“吾未见好德如好銫者也！”即我还没有见过像好铯那样好德的人。纵观中国历史，朝代兴亡更替，每次大乱必然是社会道德沦丧之时，而凡称得上太平的时代则无不尊尧舜，尤其是重新拾起帝舜及西周时代所建立的社会道德规范，激发出个人的创造力和社会的活力，进而使华夏民族浴火重生，后人总结为大乱方能大治，但所有称得上大治的社会其建立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更是惨痛的，而达到战乱与生灵涂炭的关键节点，就是社会道德的整体沦没。同时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各种文明发展延续，也是在道德毁坏与重建中循环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