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帝舜所确立的道德规范随着禅让制的废除，其在国家管理的作用也是日渐式微。对比尧舜时期与现代社会的风俗道德，“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典与现在几乎无差异，但社会活动层面的道德规范变化却很大！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统治，道德规范广泛入了实用主义的思想，且其地位也退居于刑罚之后。正如恩格斯所说，道德原则存在且具有阶级性，即“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而帝舜所建立的朴素的道德标准，却不幸首先从其继位者大禹开始沦没的。
　　无论大禹治水功劳有多大，但在权利面前他却忘记初心，并最终背叛了提拔重用他的尧舜，废除禅让制“父传子，家天下”成立了夏朝，禅让制突变为个人封建集权，国家诚信的缺失谈何以德服人？道德规范被遵守的关键是大众的认可和自律，原始公有制的破坏，使自律失去了执行的基础和动力，于是乎便只能“牛不喝水强按头”！强制手段必然成为维护专制统治的首选。从大禹征伐三苗、有扈氏、防风氏，即充分彰显家天下集权之威势，而夏启所作之《甘誓》，则是对反对世袭制和公开唱反调的有扈氏的血腥弹压。史籍记载夏“攻有扈”、“以行其教”，这个“教”就是家天下的教义，而这个不听话的人，恰恰是代表当时天下百姓的九扈氏。九扈氏是黄帝之子少昊金天氏（中国上古传说首领，五帝之一，黄帝长子，生母嫘祖，一说为方雷氏女节。）执掌天下时，设立的管理农村农业的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农村农业部长，负责管理“三农问题”，当时分为“九农”故称又九扈。九扈是九种管理农业的官长，是禁止老百姓放纵的官。《左传.昭公七年》中记载，少皞挚以“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yin者也。”东汉蔡邕在《独断》中对九扈有详细的释义：‘春应（扈）氏农正，趣民耕种；夏感（扈）氏农正，趣民耘除；秋（聚）扈氏农正，趣民收敛；冬感（扈）氏农正，趣民盖藏；棘底氏农正，常谓茅（扈）氏，一日掌人百果；行扈氏农正，昼为民驱鸟；宵扈氏农正，夜为民驱兽；桑扈氏农正，趣民养蚕；老感（扈）氏农正，趣民收麦。’九扈代表天下百姓，从字形看扈是户下之城邑，无户则无城邑，无城邑则无国家，由《左传》解“扈”更有保护百姓之去邪正行的深意，由此而论，自有户籍管理之日，户籍、户口之“户”即来自九扈氏之“扈”，即代表国家最基层的家庭单位，《管子.禁藏》云：“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备然后民可足也。”显然九扈氏在夏朝之前所代表的是最广大的农民阶级，更何况在原始的农牧时代，由此可知当时百姓对禅让制的拥护及对家天下封建专制的反对！但当时已经形成了权贵阶层，各方诸侯及“金木水火土谷”等六府长官绝大多数都喜欢永远当官，也想权利父传子家天下，而那些有良知者即便反抗也无发言权，只能被扣上反派高帽子，动用最残酷的刑罚予以惩处，故《左传.昭公六年》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因此大多历史学家认为中国的法制从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开始的，《禹刑》虽不传世，却成为我国记载于史书的第一部法律，同时也标志着刑律开始取代道德规范成为约束国人、维护封建政权的主要手段。
　　总结帝舜时代，道德规范是最先成为指导华夏民族团结奋进的行为准则的，正如《管子》所说“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皋陶作五刑既是监督领导阶层贯彻执行九德的工具，也是监督天下百姓道德品行的工具，即五刑是五教的辅助，是对于违反五教，再以刑罚准绳矫正之，这正是帝舜所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真实本义，也是《昌言》中‘德敎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的立言依据，《管子》也评论道‘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左传》中也说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但家天下专制统治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刑罚成为帝王维护权力的主要工具，法家的代表战国时期的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更是把刑罚地位提到极致，在其《商君书》‘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居然还说法律是用来爱民的，即“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商鞅变法中轻视教化，鼓吹轻罪重罚，迷信暴力而轻视教化等思想，加重了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与压迫，主张“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商鞅也明白古代帝王以德治国，但他认为“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故效于古者，先德而治；效于今者，前刑而法。”因此要“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就是针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无奈之举。中国近现代的百年屈辱史，充分彰显了统治阶级的无德无能，“内行刀锯甚至甲兵”的结果，他们把刀锯甲兵都用在内耗上。清末的慈禧太后一边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一边又对列强蚕食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蒋介石一边血腥围剿红军血腥镇压学生运动，一边对侵华的日本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之晦言，国家土崩瓦解是其必然。商鞅之后的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在《韩非子.二柄》也说‘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因此三国时期的仲长统认为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皆以德教，而刑罚只是加持德教的手段，在其《昌言》说“德敎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罚为之佐助焉。古之圣帝明王，所以能亲百姓、训五品、和万邦、蕃黎民、召天地之嘉应、降鬼神之吉灵者，寔（shi）德是为，而非刑之攸致也。”仲长统可说是东汉末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可说是那个混乱时代的绝唱。汉初的司马迁也同样见解高远，其《史记.酷吏列传》中说道：“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fa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ling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简译之就是，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fa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赞叹道，这些说得都非常对啊!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法家的思想助推了司马迁所说的“尊主卑臣”，进而把西周时期“九德”中，忠于天下百姓忠于国家的思想换成了唯上的“忠君”思想，纵观中国道德发展史，这是对尧舜朴素道德规范的最大误导和亵渎。
　　帝舜的道德规范是如何沦没的？目前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传统道德规范又如何形成？又是如何沦没为有德而不去德？
　　考据典籍史册，华夏民族经历夏商的不断集权，发展到西周王朝，延续至今几千年的道德体系基本制定完成，只不过帝舜朴素的道德规范部分内容被偷换了概念，同时也基本沦没为刑罚刀锯的附庸，更不幸是到了东周即春秋战国时期，即便系统行的道德体系理论完备，但于当时社会却彻底崩塌沦没。但统治阶级还是想“以德服人”，道德是块很好的遮羞布，被统治阶级拿来教育百姓，往往成为唱高调的典范和统治百姓的紧箍咒！正如《老子》所说‘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即具备“下德”的人表现为外在的不离失“德”，因此实际是没有“德”。至概括最为经典的就是《司马法》：“有虞氏不赏不罚，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赏而不罚，至教也，殷罚而不赏，至威也。周以赏罚，德衰也。……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杂。殷义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尽用兵之刃矣。”总结文意即，领导国家舜靠至德、夏靠至教、殷靠用义、周靠用刀兵之力！这即是《老子》所总结的，“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泊也，而乱之首也。”失了禅让之道，就需建德，失了德需要建仁，失了仁需要建义，失了义只能靠礼节规范，礼节是忠心和守信的驻地，却是国家的乱源。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所谓的德，夏朝的赏教之德，殷商的义之德，周用力之德，其道德亡了国家就会灭。正如《说苑》中所引孔子所说：‘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
　　周朝（含西周东周）的道德标准承袭发扬了帝舜的五典九德，但其道德体系的建立和崩塌是极具代表性的，因为记载周朝的历史典籍很多，从中即可知帝舜所立道德沦没之过程。
　　周朝的道德规范充分反映了西周从建立、建设、壮大、腐朽等时期的不同政治需求。西周团结民心讲究的是分而治的实用论，即合亲、同力、同德、同义。姜子牙辅佐文王、武王图强灭商，其道德思想就是使西周同力同德、团结壮大。先以血脉和联姻的方式团结使用人，然后再辩人是反叛还是顺从，反叛者则靠武力清除绝杀之，顺从者即同力者则以其德使用，以达到同力同德上下一心。此即《六韬》载“敬其众，合其亲。敬其众则和，合其亲则喜，是谓仁义之纪。……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泰誓》也说“同力度德;同德度义。受有臣亿万，惟亿万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即其执行的是先同力了，再同德同义的思想路子，何为“德”即救民于水火，如《六韬》中所讲“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何为“义”即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六韬》所讲“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西周早期提出“同力同德”是以能否为我所用为关键标准，这是在殷商社会道德沦丧的背景之下，团结当时有生力量的最佳选择。对于不同力者，姜子牙的做法是非常残酷决绝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就是诛杀齐国的隐士狂矞、华士。这兄弟二人在当时才名高举，曾立志说：‘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于人也。无上之名，无君之禄，不事仕而事力。’但是姜子牙被分封来到齐国，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派人把二人给杀了。周公旦在鲁国听到这个消息，发加急文书质问姜尚：‘这是两位大才，你怎么刚到封地就杀了他们呢？’姜太公解释道‘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无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且无上名，虽知，不为望用；不仰君禄，虽贤，不为望功。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禄则刑罚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为君乎？不服兵革而显，不亲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于国也。……已自谓以为世之贤士，而不为主用，行极贤而不用于君，此非明主之所以臣也，亦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诛之。’汇总姜子牙的一句话就是：不论是有多高才能的人，只要不臣服顺从齐国、周朝的，不能同心同力、不为所用的就坚决除掉。此即其《六韬》中所说“顺者，任之以德；逆者，绝之以力。”说白了就是道德只是对自己同志的。因此西周初期，国家管理层面的道德，就是以结果论英雄的社会道德关系，反映了周朝初期对人才的渴望和凝聚人才的努力。
　　周初在社会治理层面建立“五大”和“九德”的道德规范。作为西周智囊的姜尚及其思想对西周初期的道德思想有直接影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