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知“脊梁”之本意，只有查旧版词海才能明白，其解释可谓言简意赅：“其骨为全身骨骼的主干所在，如屋之有梁，故称。”但如果你查我们的第七版《现代汉语大词典》必然会查个糊涂！查P613页“脊梁”之三个解释则完全抛弃了此词文化来源之本义：解释一、同“脊背”，查“脊背”则同“背”1，你又查“背”1的解释则为“躯干的一部分，部位跟胸和腑相对”；解释二、同“脊柱”，但你按索引查到脊柱，“脊柱”一词只是生物学骨头的解释罢了什么，如人和脊椎动物背部的主要支架，由33块骨头构成等等；解释三、比喻在国家、民族或团体中起中坚作用的人。仔细阅读这三条释义，“脊梁”一词中的“梁”字只字未提，“梁”字未什么与“脊”组合成词解释到爪哇国去了，恰如现在某些平台的服务电话，当你按提示不断按数字后，可能你最后只能“跳井”，即请按#号键返回上级目录，回到原点。
　　对于脊梁的释义俺最佩服的依旧是辞海：对于本义来源在下不再引述，只摘抄其引申之意，从脊梁引申而来的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作比喻，常指人的意志、胆量和节CAO。①《朱子语类》卷五二：“况当世衰道微之时，尤用硬着脊梁，无所屈挠方得。”②曹禺等《胆剑篇》第五幕：“一个人只要有条脊梁，有点血性，今天就再也不会想到向夫差作这样没骨头的事。”二是比喻中坚骨干力量。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且）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仔细对比一下，显然我们的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不但对“脊梁”解释了个糊涂，虽然“脊梁”释义的第三条确实把脊梁二字之精神升华概括了一下。但丢三落四，只论整体未论个人，把人的意志、气节这一释义抛弃了。对于脊梁一词的升华词义，鄙人认同辞海之意，即一意针对个人独立奋斗时的气节，一意针对一个人在国家、民族及团体中其正能量所起到的引领作用。
　　对于脊梁一词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再下佩服至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且）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
　　暂且抛弃个人临危时的气节表现，从古至今记载于史册的，为后代所敬仰的多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精神支柱，古代称之为“圣人”的就是现在为世人所敬佩的民族之“脊梁”。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圣人？为什么鄙人说帝尧才是中华民族第一个真正的圣人，那就要讨论一下什么是圣人。
　　对于什么是圣人古人之定义很多，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引周颂所说形容圣人：‘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礼别名记》中以数量概况说：“五人曰茂，十人曰选，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贤，万人曰杰，万杰曰圣。”这个标准在人的相对数量上做了个筛选，这是秦汉儒家传统思想中的衡量标准则。而司马迁则以“道德礼义”为界限来界定圣人、君子和小人（即普通百姓）的，最难得的是身处君权神授贵族当政时他却把能“和谐”二者的人界定为圣人，即圣人是被各个社会阶层所共同接受的人，如《史记礼书》中说到，“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浃，曲得其次序，圣人也。”意思就是能严格以道德礼义来约束自己行动的人是士君子，此外的是平民百姓。而在士君子和平民百姓之间能和谐相处的人即圣人——既能自由在二者间徘徊周旋，又能随事曲直变化而不失去道德礼义的人。此后司马光则从德才两方面解释圣人之意，他在《资治通鉴》评判道：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而鄙人则认为司马光所论“圣人”是达到圣人所应具备的最基本条件，而对圣人最具经典的定义只有一个，就是西汉戴德（活跃於汉元帝时前43年一前33年）在其《礼记.礼运》中的完美定义：“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意思非常直白：圣人就是可以把天下治理的如一个和谐温暖的大家庭，同时又能使所有中国人凝聚成团拧成一股绳的人。这就是俗语所说人心齐泰山移，一个国家人数众多可是如果人心不齐就一盘散沙，灭亡也就为时不远，正如《管子》所引《泰誓》说：殷纣王有臣亿万人，也有亿万条心；周武王有臣三千人，却只有一条心。纣王因亿万心而亡，武王因一心而存。原文：《泰誓》曰：“纣有臣亿万人，亦有亿万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纣以亿万之心亡，武王以一心存。而帝尧恰恰实证了“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的标准。
　　那如何做才能统一人心呢？先秦名家多有论述。儒家“亚圣”孟子同志在《孟子.离娄》篇中曾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随后在《孟子.襄王章》中从“仁爱不杀”来论述“统一”，如魏襄王赫问孟子天下怎样才能安定下来？孟子首先说“不杀”但主要论述的是博爱，他进而举例说统一天下人是必须有雨露甘霖那样，恩泽天下的能力和精神的人。同样墨家也是从博爱的角度谈“圣人”之所以王天下的，墨子在其《墨子.兼爱》中认为：从前三代的圣王尧、舜、禹因为兼爱天下造福了人民群众，从而征服了百姓的民心，受到了上天即广大民众的爱戴，因为民意戴爱那些爱百姓的领导，同样对维护他们利益的领导，百姓于是拥护他们成为天子，以希望有更多的领导以他们为表率，所以称他们为圣人，这就是赏善罚恶民心向背的明证了。原文为“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之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为从其所爱而爱之，从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赏焉，使之处上位，立为天子以法也，名之曰‘圣人’，以此知其赏善之证。”墨子的立意为具有博爱的人自然会成为统一天下的圣人，在《墨子.尚同》中道“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圣王皆以尚同为政，故天下治。……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其释义为：治理天下之国，如治一家，使今天下之民如使一人。圣王都用尚同的原则治政，所以天下治理。所以墨子说：“凡是使百姓尚同的，如果爱民不深，百姓就不可使。
　　对比而言《孟子》的立意则是有雨露甘霖那样泽被苍生能力和精神的人才能于一统天下，二者如出一辙。可见《礼记.礼运》“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与《墨子》的“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文意相同，礼记以结果论圣人而墨子点名了这个结果是建立在爱民的基础之上的。在此意义下能统一天下的人不算是圣人，能统一人心才是真正的圣人。如何才能统一天下民心，对人心的治理关键就是修“礼”，对此《礼记》中也有论述：‘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讲信修睦，谓之人利。争夺相杀，谓之人患。故圣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义，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舍礼何以治之？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
　　但不论那种评判，前提确是一样的，即此人必须具有大爱的精神的人，也只有无偏无私的爱才能真正使天下人成为亲如一家，和如一人，而第一个做到这一点是就是帝尧。要想成为民族之“圣人”就只能用帝尧所用的方法——大公无私，这同样也是实现马科思学说的最终目标唯一方法。对于这一点即便是大禹对尧舜是服气的！在刘向《说苑》记载道：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书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大禹从百姓犯罪即知道了自己不能使天下一心，是禅让制瓦解的罪人，自己才是国家民族的罪人。
　　有人难免说了全天下可都知道孔丘老同志才是历代以来“公认”圣人，你小子竟敢看不起孔圣人，活得不耐烦了！嘻嘻！鄙人虽崇敬孔夫子，但仅以《礼记》能“团结一心”的标准来判断，以古人“知行合一”的标准来衡量，孔子显然不是个圣人，即便是，孔子也是进入“天下为家”后的“文圣人”而不是真正的圣人。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你翻开孔子在世时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没那个国家是在孔子同志的辅佐下富民强国的，他没有说服几个君主接受他的学说，进而赋予他长期的治国大权，即便他当了鲁国的司法部长总理即司寇并摄宰相之职（其51岁从政于鲁定公9年任命为中都宰后官至司寇摄相事），也没能力把自己的理想和治理鲁国有效的结合在一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鲁国的三个大家族“三桓”他治不了，“毁三都”即拆除“三桓”的高档楼堂馆所的计划也半途而废，他在鲁国仅仅当了五年的“公务员”就被开除公职了。在鲁定公13年（公元前497年）被被鲁国的影子政府三桓之一的季孙氏炒了鱿鱼，被迫流亡当时的“国际社会”周游列国。为什么会这样？其境遇恰如《吕氏春秋》所载的时运机遇说：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馀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於鲁司寇。或许由于失意，孔子也自我判断没有“揽狂澜于既倒担大任于乱世”的根本能力，孔子同志心灰意冷明确表态说：不进入政局不稳的国家，不居住在动荡战乱的国家。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天下无道就隐居不出，即“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此正如《孝经.钩命决》中所说“孔子在庶，德无所施，功无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所以在《庄子》中，楚狂接舆讽刺孔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成就声名）焉、天下无道圣人生（保存生命）焉”，看来孔子老同志被春秋的乱世、浊世逼的无可奈何了，而有了消极避世的想法！（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