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人认为，禹本来也是想禅让的，因为禹也选了两个接班人，一个是皋陶，一个是伯益（伯翳）。据《史记》载“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只不过皋陶没等到接班就死了，伯益则是受帝位后因没有支持他的粉丝团队而自行罢免的，禹的儿子启夺权接班跟他爹没半点关系。这里面大禹其实并没有把位子传给启呀？至于传给伯益后被后启所夺，那就跟大禹没半点关系了。非也！因为大禹压根儿就没有真心传位于皋陶伯益父子，只是虚挂了个幌子罢了！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皋陶和伯益年龄的问题。皋陶在帝尧时就在执政团队里了，帝舜时提拔皋陶为“士”即司法部长，他极力颂扬禹的德行维护禹的权威，可说是禹的护法大将，对选禹顺利接班人功不可没，这也是禹选择皋陶作为接班人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抛开个人能力，作为与尧舜禹同时代的人，其年龄、健康等问题禹是很明白的。尧老皋陶也同样变老，事实证明皋陶还没禹身子骨强呢！当禹决定受政给皋陶时，皋陶立马就死了。可见禹并没有对这个接班人能否接班而深入考虑，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国家大事怎么能轻易受给一个将死之人呢？那就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本来就知道皋陶快要死了，他知道皋陶这个将死之人是接不过这个担子的，因此趁机先在天下人面前意思了第一下，把权力象征性的让给皋陶罢了，既能完成自己报恩的心愿，又避免了失去手里的王权，还能博得美名。再说伯益（伯翳）的继位过程，当皋陶死后大禹并没有尽快选择确定伯益并在执政上传帮带伯益，依然然没有再培养接班人的实际行动，而是在禹自己去世前的会稽大会后才选益做的接班人，此后没半年大禹就一命呜呼。从伯益的年龄老弱来看，益也是帝舜时的班底，其年龄应与大禹差不多，帝尧时伯益是大禹治水的后期保障部长之，主要供应木料及鲜活的鱼禽兽之肉和时令果蔬，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特别在生产力极低的奴隶社会，为协助完成治水，伯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耗费的精力一点也不少，据传《山海经》即为伯益所作。伯益年富力强协助治水时启还未出生，当启为成人时，伯益不可能有很长的寿命了，不论是自然还是意外身故，果然在启接班后的第六年（竹书纪年），伯翳也去世了，更别说历史上有关启夺位杀伯益的故事了。况且帝禹根本没诚心把权力禅让给伯益，从权力下放的情况，禹选拔伯益为接班人后随即“任之政”，仅从字面来讲就是让益干些政务，干多干少那还是他帝禹说了算，因为“任之政”既不是帝尧禅让帝舜的“摄政”和“逊于位”，也不是帝舜禅让帝禹时的“受命”和“朕不再言”，更不是帝禹给皋陶的“受之政”，而且还是在帝禹将死之时才“以天下受益”，这说明帝禹在大张旗鼓的声明——伯益是继承人后，并未退居幕后去扶持伯益，树立伯益的领导权威，而是依旧一马当先当着他的国家最高领导者，国家权力仍旧在帝禹的掌握之中，因此当禹在巡视天下的路上撒手人寰时，军政权力尚未完成实际真正意义上的交接，首要的是军权。而且在此之前为了安抚前任后代收取人心，帝禹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他一边不放权一边又封建的准备工作给帝禹的家族势力，特别是给他儿子启夺得君权创造了基础，故而当三年丧期过后，当根本从未掌握实权的伯益仿效舜、禹避政于外时，帝启毫不犹豫的抢班夺权接了他爹的班。显然启的继位并不像《史记》上所云，“禹的儿子启贤德，天下人心都归向于他。”但是司马迁后面接着说的那句话却反映了帝禹传位的真实情况：“等到禹逝世，虽然把天子位传给益，但由于益辅佐禹时间不长，天下并不顺服他。”但毕竟天下人都知道禹去世时把接力棒给了益，所以启逆父令接班还是受到了抵抗的，这直接导致他继位第一年征伐有扈氏首领“失度”的战争，《韩非子》记载，“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讙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从启作的《甘誓》我们可知这场惨烈战争的不可调和性：启将要在甘进行一场大战，于是召集了六军的将领。夏王说：“啊！你们六军的主将和全体将士，我要向你们宣告：有扈氏违背天意，轻视关乎民生的金木水火土这五行之说，怠慢天子任命的三卿。上天因此要断绝他们的国运，现在我只有奉行上天对他们的惩罚。“战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你们就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战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中间驾车的兵士如果不能使车马进退得当，你们也是不奉行我的命令。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祖庙神主受到奖赏；不服从命令的人，将在社神神主前惩罚。我将把你们降为奴隶，或者杀掉。”《甘誓》把启利用武力威逼天下服从其统治的咄咄逼人的杀气暴露无余，有扈氏也因此被启灭掉。有扈氏为古部落名，居住于现在的陕西户县附近，与夏同姓姒，是夏之属国也称为“扈国”，户县地名正是由此而来。在往前寻其源头，相传为少皞（也称昊，尧舜之前为帝挚，帝挚前为帝喾，帝喾前为颛顼，颛顼前就是少昊，即玄嚣也称为青阳，在穷桑（今山东曲阜）定都建城，故又称为穷桑帝））时主管农事和社会风气的官名为“扈”。《左传.昭公十七年》：“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在《金樓子卷一？兴王篇一》中也有“九扈为九农正，天下大治焉。”杜预注：“扈有九种也……以九扈为九农之号，各随其宜以教民事。有扈氏既得名于负责农业及宣传部长的职务，况仅仅距离帝尧三代，说明有扈氏对启的反抗不但代表有扈氏的实力，更彰显了很多民意与正义，即他代表了老百姓的呼声。《淮南子.齐俗训》说：“有扈氏为义而亡”。所谓“义”就是指部落联盟的推选制度。
　　从有扈氏的奋起反抗以及惨烈灭亡，我们可把禹居心看得明明白白了，他根本就没有延续尧舜所创禅让制的准备和决心，最重要一点就是他没有从政策层面保障禅让制的有效实施，即把绝对的权力移交给被禅让者，特别是他手里的“枪杆子”，而且当帝禹百年之后他的儿子启已经是“枪杆子”持有者，至于这父子俩当时是怎么合计的历史无载，正是由此底气才使启这个官二代走上了强权世袭的道路，否则帝启不可能完成征伐有扈氏之战，正如帝禹给儿子起的名字一样，中国社会的万恶之源从此开“启”。所以王权虽然是帝禹的儿子启夺的，但这笔账应算在他老子的身上，没有他老子即帝禹一步步铺好的路，启不敢这么玩，他也玩不起。
　　禹虽有平水土有功，他完全执掌帝位从前2208-2198只有十年的时间，但其在禅让制执行过程中的明显“不作为”表现，即不抓紧指定培育接班人动作，彰显了其私心之重、用心之深，弃尧舜遗志而不顾，并最终导致禅让制的终结，是社会制度重新回归到家天下的起点——传子制即世袭制。自此以后世系制逐渐使家族私有制的模式推陈出新得到巩固，中国从此走上了几千年家天下的“人吃人”之路。禹打破禅让制让其子启接班就如同《圣经》里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中国人从此被逐出伊甸园，从此便开始了连绵不断苦难的历程。因此鄙人把禹列中国人性劣变的首恶。《庄子（前369-286年）.天地》中伯成子高对禹的评价极其准确：认为帝禹执政虽然实行赏罚但百姓却不仁爱、不仁义，道德自此衰败，刑罚自此兴立，是后世混乱的源头，即“后世之乱自此始矣。”
　　那么夏朝的执政时期社会状况如何？《逸周书.文传》夏箴可看其大略：一是社会风气趋利，夏箴“中不容利，民乃外次”简单说就是，如果国中百姓无利可图，他们就会往外跑，为利可弃其家可弃其国，为了利益可以弃人伦当卖国贼。二是贫富差距日渐扩大，《慎子（前390-315年）.夏箴》中记述夏朝时，“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戒之哉！”即不论平民百姓或官僚士绅奴隶主，如果没有存储两年的粮食，遇到天灾，平民百姓的老婆孩子就都没有了或不是自己的老婆孩子了，而公务员即官僚士大夫们的司机、汽车和二奶就没有了。这反映了自禅让制破坏后，阶级贫富分化已经严重，按现在流行的词汇讲，夏朝时的基尼系数已经很危险了，按历史学家所讲，放在那个时期并不算过，夏朝是中国第一个奴隶社会，放开奴隶不谈，自由民即平民与官僚贵族之间的贫富差距是当时社会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本来就是个不平等的社会，基尼系数高的离谱也就不怪了。但可以看出禅让制即公有制破坏后财产的不平衡速度是相当快的，而且此后贫富差距由此日益扩大，到了周朝要想防患未然要储备三年的粮食，如《墨子》引《周书》曰：“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我们也由此可以看到，禅让制即氏族公有制的破坏，使以房屋土地为主要对象的物权从属变更，其历程历经：天下为国有，人人无私有，到天下为国有，国家为一人之私有，到最终的天下为一人之私有，人人有私有。这种变更恰如井田制的建立和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废除。
　　篇尾辩“小康”与“大同”
　　孔子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以其敏锐的历史触角，把其有生之年所知的中国历史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为尧舜禹二帝时期的大同社会，后段是以帝禹为始端的小康社会。在《礼记.礼运》中记载了仲尼作为鲁国特约嘉宾参加祭鲁王室的蜡祭仪式后，溜达到宫门前的高台上，有感于鲁国的混乱僭越俯仰天地长吁短叹，正巧他的徒弟时任鲁国武城宰的言偃(前506--前443)在侧。言偃问老师问什么叹气，孔子于是说出了“大同社会与小康社会”这两种社会的分段论断，孔子说：“大道实行的时代，和夏商周三代杰出君主在位的时代，我没有赶得上，而内心深怀向往。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是公共的，大家推选有道德有才能的人为领导，彼此之间讲究信誉，相处和睦。所以人们不只把自己的亲人当作亲人，不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使老年人都能安度晚年，壮年人都有工作可做，幼年人都能健康成长，矜寡孤独和残废有病的人，都能得到社会的照顾。男子都有职业，女子都适时而嫁。对于财物，人们只是不愿让它白白地扔在地上，这么做并不是想据为一己之私有；对于气力，人们生怕不是出在自己身上，这么做并不是只为自己一人之利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没有市场，明抢暗偷作乱害人的现象绝迹。所以大门不须上锁。这样的社会可称为大同。而现在，大同社会的准则已经被破坏了，天下成为一家所有，人们各自亲其双亲，各自爱其子女，贪得无厌财物生怕不归自己所有，好逸恶劳气力唯恐出在自己身上。天子、诸侯的宝座只有父传于子、兄传于弟才称为合乎礼义。在内城外城都加上护城河才认为防御设施牢固。进而用家天下的礼义作为根本大法，用来规范君臣关系，用来使父子关系亲密，用来使兄弟和睦，用来使夫妇和谐，用来设立制度，用来确立田地和住宅归属，用来表彰有勇有智的人，用来把功劳写到自己的账本上。因此，勾心斗角的事就随之而生，兵戎相见的事也因此而起。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一个不是把礼当作法宝，用礼来表彰正义，考察诚信，指明过错，效法仁爱，讲究礼让，向百姓展示一切都是有规可循。如有不按礼办事的，当官的要被撤职，民众都把他看作祸害。这就是小康。”言偃字子游又称叔氏，言偃出生于吴地，是春秋时期的常熟人，成年后到鲁国就学于孔子，言偃比孔子年轻四十五岁，他是孔子晚年的学生。孔门72贤弟子中唯一南方弟子。擅长文学，曾担任任鲁国武城的父母官，阐长宣扬孔子的学说，用礼乐教育士民，因此被孔子所称赞。孔子曾经说：我门下有了言偃，我的学说才得以在南方传播，即“吾门有偃，吾道其南。”后人配祀孔庙，称“十哲人第九人”，故言偃又被誉为“南方夫子”。孔子与言偃这对师徒的对话所描述的大同社会，一直是儒家学派所推崇的一个不再可能实践实现的完美世界，这位儒家创始人第一次向弟子吐露心声说出了自己内心中最宏大的理想，可以看出孔子非常向往穿越到尧舜禹禅让制实行的时期，体验尧舜时期的“大同”世界。
　　即使站在现在的眼光来评判，孔子描绘的大同社会与我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很相近。我们只能说他所描绘大同社会虽不够全面但无瑕疵，它内容虽少却全部包含于我国社会主义所追求的物质及精神文明里，比如公有制、选贤任能、大公无私、和谐相处、助人为乐、养老体制、劳动力分配体制、教育体制、医疗保障体制、再就业安置体制、婚育促进制度；对于个人应爱护公共财产，既不非法占有又不弃之不顾而浪费，各尽所任、按需分配等。孔子这篇对大同社会的描述可谓字字珠玑，全文从“大道到大同”共计126个字，所描述可谓面面俱到，其不逊于西方《乌托邦》、《太阳城》等对未来社会描述的鸿篇巨著，成为历代智者仁人为之奋斗的经典。同样春秋墨子对尧舜时的选贤任能与孔子的评价看法一致，墨子在《尚贤》篇中说道“所以古时圣王为政，任德尊贤，即使是从事农业或手工、经商的人，有能力的就选拔他，给他高爵，给他厚禄，给他任务，给他权力。……衡量各人功劳而分予禄位，所以做官的不会永远富贵，而民众不会永远贫贱。有能力的就举用他，没有能力的就罢黜他。举公义，避私怨，说的即这个意思。所以古时尧把舜从服泽之阳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大治；禹把益从阴方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天下统一；汤把伊尹从庖厨之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计谋得行；文王把闳夭、泰颠从狩猎者中拔举出来，授予他政事，结果西土大服。在这些时候，即使处在厚禄尊位的大臣，没有不敬惧而不邪的，即使处在农业与手工、经商地位的，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德的。即《墨子尚贤》所载“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於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於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汤举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於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墨子认为尧舜禹时期任用公务员是没有阶级区分的，只要有才能士农工商皆可。后世的《吕氏春秋》也因此才能中把“公”放在第一位，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的磅礴历史视角，即《吕氏春秋.本生》所载“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尝试观於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鸿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故又说“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孔子对公有制破坏后的家天xiati制做了概述，即家天下后人们只亲近自己的亲人，只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子女，即不尊老爱幼也不救死扶伤，以追名逐利为能事，确又好逸恶劳、巧取豪夺以求贪天之利。以家天下私有制为社会公义及社会制度，为保护既得利益大建楼堂馆所养蓄护卫保安，或以高门深户铁网铁栏装监控养恶犬为安全保护屏障，然后以家天下为基础建立社会管理体制，以确立制定上下级间关系、以确立父子间、兄弟间、夫妇间和睦相处的制度法律，以确立田地住宅的私有权，以确定什么是贤良勇敢智慧价值观，以确定立功只是为了自己人生观。因此诈谋战祸由此而生，夏禹商汤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周公姬旦是家天下后的佼佼者，这六位君子没有哪一个不把家天下的礼义谨慎贯彻的，以此确定什么是正义，以此考核信用，标明过错，讲仁义谦让，公示与百姓间，如果有敢于违反家天xiati制下之国策的，居官的罢职，让群众都认为是除去祸害的正确做法，这样的社会是小康。即“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为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可见孔子所说的小康，是以维护家天xiati制即私有制为社会之本的，进而确立利益分配体制，并依此建立社会普遍的人人为己追求功名利禄的人生观，宣传建立家天下的世界观、荣辱观，比“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与“窃钩者诛”的私有保护体制，前者保护国家为一人之私有，后者保护利益集团即官僚士绅之私有。
　　在大同世界和小康世界里，大禹是个跨界的特例，他被孔子分为两段，他既属于禅让制实行的三代之一，又属于世袭制私有制下之帝王。在孔子看来，他认可的是尧舜禹都在世时的历史时期，因此三代不包含舜死之后的禹，故又把夏禹列为禅让制公有制破坏后，天下为私体制下的第一位杰出君子而不是圣王。从这个意义上讲，孔子对夏禹毁誉参半，他虽未直接点明夏禹是破坏禅让制的历史罪人，实际一褒一贬让人去自己深思。总的来讲孔子个人是认命的，他认可自己此时的阶级地位，他认可自身已无选择的处于家天下的社会体制里，故以“君子”为楷模，推出了儒家维护家天xiati制的君君臣臣三从四德的思想，进而痛恨破坏周礼的人即破坏家天下之下的君臣之道的人，进而痛恨僭越的人，僭越就意味着“乱势”使天下争战不休，同样《吕氏春秋.慎势》说道：所谓王，就是权势。所谓王，就是权势无人能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王位就要被废弃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慎子说：“现在有一只兔子在奔跑，上百个人都会去追捕。不是一只兔子够一百个人分，而是这只兔子还未定归属。由于归属未定，就是尧也将会竭尽全力去追捕，更何况普通人呢？整个市场摆满了兔子，过路的人却看都不看一眼。不是不想得到兔子，而是这些兔子的归属已经确定。归属已经确定，即使粗俗的人也不去争夺。”原文：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子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庭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子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秦末汉初的群雄“逐鹿”要晚于吕不韦提出的“百人争兔”。由于僭越而使天下人人“争兔”固然是引出了孔子大同与小康之叹的原因，他更叹息的是自己被家天下后的社会体制即被利益集团排除在外，即使自己满腹经纶竟连小康社会的治理都没有机会参与一下，怎不以为是人生之憾。
　　纵观当今之世界，在举国体制大体相同的前提下，能使出如此强盗手段，变公为私而盗天下的唯有朝鲜的金日成可与禹相比肩。北朝鲜是在中国与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帮助下，依靠朝鲜共产党人集体的努力而成立的，它应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而不应该是封建王朝。现在的朝鲜名义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实际上已经传到了金日成的第三代，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金家王朝，生杀予夺全在金家手中，公有制徒有其名，是金家王朝大私有制下的公有制，是封建社会与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恰如夏朝之初始，天下为国有，国家却为一人之私有。
　　有人说你瞎掰，人家没有经历尧舜禹的发展历程，是第一代金日成直接传给儿子金正日的。此话谬矣！金日成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及东北抗联，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从苏联乘坐军舰返回朝鲜北部，1948年9月9日，他在苏联的支持下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被选为朝鲜劳动党的委员长和朝鲜内阁首相，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事实上虽然1948年8月和9月朝鲜半岛南北地区先后成立大韩民国（RepublicofKorea）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emocraticPeople'sRepublicofKorea）。但北朝鲜与南韩实际早在1945年“三八线”形成时就已经存在，即1945年9月2日，盟军司令麦克阿瑟在东京湾密苏里号舰上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后，发布了根据斯大林提议略有修改的“总命令第一号”，命令提到：“驻北纬38度线以北的韩国、满洲、库页岛、千岛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苏联远东军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国政府大本营和驻日本本土及其周围诸岛以及驻北纬38度线以南的韩国、琉球列岛等地的日本军高级指挥官以及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美国太平洋地区陆军最高司令官投降。”即以北纬38度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理驻朝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同年10月，苏联把三八线以北的行政权移交朝鲜人民，到12月苏军全部撤离。半年以后，美军也宣布从南部撤军，但留下了文官和“军事顾问团”，朝鲜半岛的国土和民族从此陷入分裂。因此当时虽然南北名义上还未正式成立国家，此时朝鲜当党政机关实际就已经成立了。北朝鲜的实际领导者应从这一刻开始算起。从这一刻朝鲜共产党中央权力过度共经历三任领导人，朴宪永——金枓奉——金日成。金日成虽不是朝鲜共产党的创始人但他历经三代，不可否认他为北朝鲜的成立所作出的贡献。
　　第一任总书记朴宪永时期：1945年8月20日以朝共元老朴宪永为核心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率先在汉城（首尔）成立了朝鲜共产党筹建委员会，朴宪永为委员长。同年9月8日又成立了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朴宪永被推举为责任书记（总书记）。1945年10月10日—13日，在平壤举行了朝鲜共产党西北部五道（省）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会议，大会向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发送了“推选朴宪永同志为领袖”的电文；表示“大会宣誓忠实地服从中央的领导。大会决议指出，为加强布尔什维克活动的灵活性和扩大布尔什维克运动，决定北部朝鲜各党部联合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分局于10月13日在平壤设立，金镕范任责任书记，武亭、吴琪燮任第二书记。10月23日，汉城的朝鲜共产党中央承认了北朝鲜分局的成立。此时年仅33岁的金日成虽在苏联的大力支持下羽翼渐丰，但因资历尚浅未能进入北方局中央。
　　第二任委员长金枓奉：当朝鲜共产党南北决裂后，1946年7月，北朝鲜共产党与朝鲜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1946年8月31日在平壤举行的北朝鲜劳动党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延安派的金抖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抗联派的金日成、国内派的朱宁河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容范当选为中央检阅委员会委员长。在第一届朝鲜劳动党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内，苏联派有3人，延安派有6人，国内派有2人，抗联派（游击队派）有2人，从这一比例可以看出当时各派的力量对比，而金日成就属于抗联派。但到1948年3月27日至30日召开的北朝鲜劳动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金日成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逐渐掌控政局，但还不是公认的最高领导者，因此在3月31日举行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一中全会上金枓奉继续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三任委员长金日成：1948年8月15日以李承晚为大总统，李凡奭为国务总理的大韩民国政府在朝鲜南方的建立。当年9月9日，朝鲜北方宣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金日成为内阁首相，朴宪永为副首相兼外务相、金策为副首相兼产业相，洪命熹为副首相兼无所任相。1949年6月27日－30日，在南北朝鲜劳动党中央联合全体会议上金日成作了题为《关于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成为朝鲜劳动党》的报告和结论。北、南朝鲜劳动党合并为朝鲜劳动党。7月1日举行合并后的朝鲜劳动党二届一中全会，全会选举金日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朴宪永、许嘉谊为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抖奉、朴一禹、金策、李承烨等当选为政治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朝鲜劳动党通过清除甲山派的朴金喆、李孝淳，清除军内反对派金昌凤、许凤学，以及后来通过落选、放逐等方式让金昌满、朴正爱、金光侠、金东奎等人从政坛上消失，终于达到将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树立为全党唯一思想体系的目的，1974年2月，在朝鲜劳动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金正日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被推戴为金日成的接班人。1980年10月，在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金正日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90年5月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金正日当选为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1991年12月金正日任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1992年4月20日，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93年4月，在朝鲜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被推戴为国防委员会委员长。1994年7月8日凌晨2时，金日成因心肌梗塞在其官邸内病故。1997年10月，金正日被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军事委员会推举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以西历纪元。1997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平壤通过了使用本国纪年的决定，纪年方式由公元纪年改为主体纪年，即以朝鲜国父金日成诞生的1912年为主体元年。主体纪年的年份以1912年为元年，而中华民国也以1912年为元年。这与日本的“大正纪年”（以日本大正天皇登基年1912年为元年）的元年相同。
　　金日成与大禹的盗贼行为有三点相似：一是他两个都是禅让制、公有制中的参与者、建设者、领导者；二是他们都是主动“和平演变”进而以权受权、居高临下把最高领导权“元首”与“委员长”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因此虽有政治清洗与短暂流血冲突，但未爆发全方面的内战而使国家解体，“偷换概念”都很成功；三是他们的儿子把家天下执行的很彻底，夏启征有扈氏之叛巩固家天xiati制，金正日则推出改公元纪年为家族“主体”纪年，封建王朝纪年特征日渐明显。所不同的是金日成在位时就通过政治清洗为儿子金正日铺平了道路，并早在自己去世前即1974年即指定金正日为接班人，金日成比大禹无耻露骨许多，相比而言禹要比金日成含蓄很多，毕竟禹还曾象征性的指定了两个异姓接班人以混淆视听，但他们所做的结果一样，把老一代革命者改革者用血汗建立的禅让制以及人民民主**体制成果彻底葬送，盗人民之天下为其一家之天下。此二人不仅是偷盗国家之大盗，更是国民精神理想、精神支柱之国盗，他们用新的私有制思想偷梁换柱，以求对百姓洗脑而禁锢之束缚之。禹启父子用“甘誓”思想，金日成父子用“主体”思想以引导民心所向。但是大禹是氏族公有制向奴隶制私有制转变，是一种二次创新，前无古人，私有制从某方面刺激、激发了以家庭为单位或个人的潜能，一段时间刺激了社会生产力，故夏朝可以有四百三十二年的统治。而社会主义本就脱胎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它以消灭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压迫等等思想为己任，因此金家王朝的做法等于倒行逆施，是历史的倒退，因而它更有可能与东西方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同流合污，相同的利益坚守是其苟合的必然因素，当前虽为我盟友是因为其尚未完全演变西方尚有抵触，一旦沟通利得就会生变，此不可不防。相比，仅以国家体制而言，我们就不会太过责怪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和逃到我国台湾的“校长”蒋介石了。以民主选举掌权的李光耀从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起，担任共和国总理，至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把最高权力以民主方式“禅让”给精心挑选的继承人由吴作栋接任。果然吴作栋像当年的伯益一样，十五年后即2004年吴作栋又将总理职位交给了李光耀之子李显龙。实际上李退而不休一直在幕后左右新加坡政治，1991年9月任总理公署高级部长，1997年1月任内阁资政（总理公署），2001年11月连任，直至2011年5月14日，李光耀在自己儿子继承王权7年后，看到儿子江山稳坐自己才心满意足的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实际上他是在效仿“周公”的做法。新加坡绝对属于国家典型的个特例，其国家模式为名义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其实既不是君主立宪制也不属于共和制，因为**独大，实际上是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家天下的改良版。资本主义是外衣，就如同剥夺了日本天皇的王权确让他世代掌管首相权利，西方国家因此对他的专制也不买账，所以他始终提倡所谓“亚洲价值观”，其实就是家天下、家长制的价值观，认为亚洲国家不需要完全依照西方的价值观行事。李光耀因此也一直对西方国家对他专制的批评不加理会，认为西方民主不能强加给亚洲人民。李光耀与李显龙之关系就犹如蒋介石与蒋经国之关系，祖籍广东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作为中国汉族客家人后裔的李光耀难以摆脱封建思想对其的精神世界束缚，难以摆脱其家族对权利的贪欲，更难以摆脱传统儒家思想对其的影响，也因此他1994年10月当选为新成立的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在其独立后为维护其既得利益的私有制新加坡不得不与西方媾和，比如本已脱离英联邦的新加坡，又于1965年10月又加入英联邦。一旦中国同西方国家冲突，其虽同为华夏儿女其必然会铁心投靠于西方，而中国与西方和平时期，其又必然打中国牌来维护他的国家利益，其实李光耀心里根本不相信西方鼓吹的“中国威胁论”，他骨子里、心里害怕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理想，正是因此他曾像蒋介石一样大肆绞杀和他曾经是盟友的新加坡共产党。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之所以讨厌共产党人，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实际上他是做一套说一套，他管理新加坡靠得就是领袖集权，进而实行的是封建社会家天下的做法，其家族控制了新加坡的政治与经济。李光耀本人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大儿子李显龙为新加坡现任总理，小儿子李显扬曾任最大国营企业新加坡电信（淡马锡控股旗下）的总裁兼CEO（2007年4月1日卸任）。虽然他同蒋介石一样也是天下之国盗，由于其始发于私有制体，旧有体制下人因而感觉受到的伤害小一些，更何况加入了些现代元素如“公积金”。他们与袁世凯相比要聪明的多，袁世凯的权力来自于国民党视为“国父”孙中山的禅让，袁世凯如聪明点像蒋介石学习即可，大总统和万岁只是称谓不同而已，实权一样，但他偏偏倒行逆施想恢复帝制，故而引发“二次革命”一代百日而亡。
　　简单概括此类国盗之特点：“民主得权以夺权，暴力维权以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