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中心的领导为了表示自己很重视山区的教育工作，也为了表达他对我愿意接受这份工作的尊重，提前几天就亲自开车到我家接我。
　　领导是中午的时候来到我家的，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很显然是在问路。也难怪，农村的房子的确很难找，没有路名，也没有门牌号。
　　我虽然早就看见他们了，但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来找我的，另外，我起来只是为了上厕所，憋了一早上了，身上的某些部位都有点麻了。所以，我对他们一点兴趣都没有，即便小轿车出现在村里这种事情很少见。
　　当他们碰见我的时候我刚从厕所里钻出来。
　　他们并没有向我问路，而是直接从我身边开过去。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位支教中心负责人，他就坐在副驾驶座上，他看了我一眼，可他们好像并没有认出我来，或者说他们不敢确认站在路边的那个头发凌乱的“智障”就是那个他们口中的“好青年”。
　　我也明显感觉到了支教中心负责人脸上的厌恶。我当时的形象，他们可能觉得问了也是白问。我的头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洗了，胡子拉碴的，只穿一条皱巴巴的大裤衩，踢踏着脱鞋。而最令人可疑的是我的眼神，呆滞无神。
　　知道他们是来找我以后，我站在路边良久，犹豫着要不要回家去，我心里很矛盾，可我究竟是想逃避支教这份工作还是不敢以那样的形象示人，我也说不清楚，或许两者都有吧。
　　在我为难之际，母亲手里拎着一包洗衣粉向我走来，然后像小时候那样把我拉到三叔家门口的水龙头那里，不由分说就把我的头摁了下去。我就像个布娃娃一样，没有主动也没有反抗，就那样任由母亲摆弄。
　　当清凉的水从后脑勺浇了下来，真凉，我打了个激灵，人似乎也清醒了不少。
　　不知是母亲生气了，还是长年的劳作手指变得笨拙，她给我洗头发时我总感觉疼得厉害。母亲每抓挠一次，我就感觉疼一次，我的头总想挣脱母亲的手。于是，母亲索性让我自己洗。母亲则站在旁边，告诉哪里哪里还有泡沫还没有冲洗干净。
　　洗完之后，母亲又想像小时候那样，用她的衣服把我的头发擦干，可这次我躲开了，然后用手指当梳子，随便理了理头发，又甩了甩，就那么头发湿漉漉地回家了。母亲似乎想说点什么，但终究什么都没有说，拎着洗衣粉走在后面，我第一次听到母亲叹气。
　　领导一行人到家里以后，又说了一些我父母很难听懂的话，我父母只会说：“谢谢。”
　　突然有人开着车子来接我去上班，这件事在村里还是挺轰动的，没一会儿，院子里就来了不少人，有的是来看热闹，看轿车的，有的是来祝贺的。虽然父母和我都清楚我将要去的是什么地方，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但即便是如此，父母还是觉得脸上有光，逢人便笑呵呵的。只是这样的“光耀门楣”是不能对外人说的，所以父母只字不提我的工作。
　　我的行李不多，大部分是书。毕业时，我挨个寝室的逛，地上扔的书，我一本不落地当做宝贝似的捡了回来。那时候我想，书本作为一种存在的实体，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里面的智慧是一种无形的资本。还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平时买的。平时买回来的书，除了被同学借去忘了归还或者大家传来传去弄丢了以外，都被我好好地保存着。也好在我捡回来那些书，否则，在支教点的很多时候，我的日子将会怎么样的难熬！
　　每年毕业的时候，除了一些与专业有关的，或者与将来即将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书籍以外，其他的书都被当作垃圾处理掉。虽然每年的毕业时节，校园里都有收购旧书的小商贩，但是由于他们给的价钱太低，甚至低得可笑，所以很多同学宁愿将那些不要的或者带不走的书，要么送人，要么扔掉。还有的人由于生意谈崩而当着小商贩的面将书撕掉、烧掉，顿时周围就围满了人。
　　虽然平时在那些地方点火烧东西是被严禁的，严重的还可能受罚，但是毕业前的那几天，在宿舍楼门口，有烧书的，有烧棉絮床单的，但奇怪的是居然也没有一个人前来阻止，有的只是围着看热闹的，仿佛那几天是大赦之日一般。而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偶尔还能发现几个学校的保安，他们也跟着人群起哄，也跟着人群笑，而且好像还笑得挺开心。
　　把我接到城里以后，领导又安排我在城里最好的一家宾馆住几天。还跟我说需要什么东西尽管提。我说给我买些书吧。第一次教书，没有经验，我想多买些辅导书，练习题之类的资料。
　　领导对我的要求似乎挺满意，脸上还不忘露出欣慰的微笑，对我点点头。之后领导说一会儿还有个会，先走了。走之前再三嘱咐支教中心负责人要把事情安排好。
　　第二天，支教中心的人就把我要的那些资料置办得很完美。各年级、各种资料虽然数量不多，但都应有尽有。我想到的都买了回来，还有一些我没有想到的也都买了回来，都很有参考价值，不亏是搞教育的，我心里暗叹。
　　在县城的那几天，我又买了一些自己的日常用品。在一次饭桌上，无意中谈到这事时，领导让我把发票交给他，说是可以给我报销。我当然说没有，因为我买东西从来都不要发票的。于是领导又让我把买东西的花费报上去。我说不用了，就算不去支教，那些东西也是我自己需要的，所以，不用那么客气。可是领导一再坚持，告诉我说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我的生活理应得到照顾。而且，由于我的不上道，领导脸上已经隐约有一丝不悦的表情。于是，我只好顺着他的意思了。毕竟，作为领导，被人当众拒绝脸上自然无光，尤其是被我这个分文不值的失业青年拒绝就更难堪了。
　　我回忆了半天，最后终于把总数报了上去。
　　领导当面就把钱给了我，又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本子上写下：某支教点办公用品支付多少多少钱。
　　我的日常用品突然就变成了办公用品了，虽然我还是不太能理解，但人家都把钱给我了。看在钱的份上，我也就不再质疑了，就当它是办公用品吧。而且，看着手上红艳艳的人民币，我心里想：妈的，问都不问就直接给钱，早知道我就多报点了。不过，事已至此，无法挽回了。
　　临走的前一天晚上，领导和支教中心负责人把一个衣着朴素的老头带到我的房间，说这是支教点的主要负责人老杨，是支教点那里的一个村长，我有什么需要可以直接找他。
　　领导还说第二天他要去开会，所以就不能来为我送行了，他为此表示很过意不去。
　　我说没关系。
　　之后，领导好像是有什么急事，匆匆交代了几句，然后就走了。
　　支教中心负责人跟在领导身后走了，村长也没有在宾馆逗留，也紧跟在领导身后走了，连他的脸长什么样我都没来得及看清楚。